近日，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在研討會上指出，人們解決糾紛“信訪不信法”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對此，他提出“領導在重視信訪工作的同時減少批示、增加指導，將各類爭議逐步引導到解決的主渠道上來”(3月28日《廣州日報》)。

現實誠如馬教授所言，人們解決糾紛“信訪不信法”的確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信法不信訪”。循此邏輯，馬教授進一步推理，如果任由各種糾紛肆意發(fā)展，最終沒有進入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渠道，而是循著信訪這條路上下反復處理，無疑將導致法治社會的倒退。為此，他認為只有領導減少批示，增加對信訪工作的指導，才能將各類爭議逐步引導到解決的主渠道上來。

沒錯，公眾一味“信訪不信法”會導致法治社會的倒退，但問題是，公眾為什么要“信訪不信法”，原因是信訪比正常的法律途徑更容易解決問題，對于這一點，馬教授也是洞如觀火，正如他所言，“由于不受任何事實證據、期限、步驟、方式等限制，在個別時間和個案中又能夠‘一步到位’解決問題，信訪成為越來越多當事人的首選。”

正是因為信訪比信法管用，所以公眾解決糾紛首選信訪。這符合理性人的選擇，在解決問題時，總是優(yōu)先選擇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解決方式。這種選擇的傾向，與領導批示多寡無關。即便按照目前的領導批示數量，領導批示相對于法律解決程序而言，也是一種稀缺資源，為什么在領導批示如此稀缺的情況下，公眾還不傾向選擇更為普遍的法律程序而是選擇不停上訪以獲取領導批示，既說明現實中的法律途徑成本太高，也說明領導批示確實非常管用。一次成功足以受益終身，遠比即便成功，執(zhí)行成本也依然很高的法律程序更有吸引力。

這種情況下，即便減少領導批示，也改變不了領導批示比法律程序管用的現實，而且這種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途徑越成功，它的示范效應就越強。應該說，正是這種示范效應導致了信訪潮，而不是通過領導批示解決問題的比例占所有信訪問題的比例有多高，基于越高領導對來自基層的信訪信息越不對稱的基本原理，大量的信訪問題其實不是通過信訪解決的，而是通過信訪啟動正常法律程序得到最終解決。

所以說，真正的問題在于，通過正當法律程序解決問題的途徑不暢通或者說成本太高，甚至在很多時候急于維權的當事人啟動不了本應該正常的法律程序，而領導批示可以很容易推動沉重的維權之門，或者說可以推開非正常的維權之路，這說明在領導批示比法律還管用的前提下，領導批示是最值得公眾信賴的“法律”。這樣的話，寄希望于減少領導批示來減少信訪，潛臺詞是，領導批示雖然可以比法律更管用，但領導要潔身自好，慎用手中能夠超越法律的批示權，這樣公眾就會選擇法律程序這一解決問題的主渠道。

可是，法治相信的是“總統(tǒng)是靠不住的”，也只有領導批示靠不住時，法律的作用才能被凸顯出來。真正的法治社會應該是這樣一種圖景：某一事件即便被貴為總統(tǒng)這樣的領導批示了，負責問題處理的當事人也會聳聳肩說，我只向法律低頭。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千辛萬苦找到領導批示，卻也只能換來“請按法律程序辦理”的結果，相信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會在第一時間選擇“按法律程序自行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