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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名制下黃牛黨倒票手法調查:不停打電話囤票

    2013-01-30 15:08:13 來源:

      半年以后,余彩漸漸明白這行當的門道,也積累了一些資源,終于從“學徒型”轉為“單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時候,因為賺多賺少都是自己的。她最多的時候一天能賺300多元,最少也能賺100多元,每個月下來竟能賺到五六千,不僅還清了父親看病欠的債,還有了一些積蓄。從2008年開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給別人種,讓丈夫和妹妹都出來跟著干。倒票方式也從“單干型”轉為“家族型”,她領著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則去了北京西站,親屬攜手,兩站聯合,互通有無,大大提高了倒票額。

      “2008年至2010年,是我們一家賺錢最多的時候,攢下了差不多40萬元。黃牛最賺錢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販子們財富積累最多的時候。”余彩說。

      據北京市西城區(qū)檢察院偵查監(jiān)督處助理檢察員韓帥介紹,“北京地區(qū)參與倒票活動的黃牛大多為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大約占到全部黃牛人數的96%。一般情況下,從事倒票的黃牛文化程度比較低,接受過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約占全部黃牛人數的15%,其余均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在這行當干了七年,余彩逐漸明白,同樣是黃牛,也分等級。像他們這種親屬聯手的,雖然依然是最底層的票販子,但畢竟有了幫手,收入還固定些。更多的人則是散兵游勇式的。他們靠每天倒賣幾張票掙點辛苦錢,因為流動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難被查到。即便被鐵警抓到了,因為涉案金額較低也只是被罰款或治安拘留幾天,出來依然會重操舊業(yè)。而稍高級別的黃牛是雇人從窗口買票,有專門買票的隊伍,也有專門賣票和退票的隊伍。他們內部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包括什么價收票,什么價賣票,離發(fā)車時間的什么臨界點退票,對于不多加價的頑固客戶怎么對待。他們價格統一、口徑統一、方式統一,實在不行,還有退票的隊伍為其掃尾,為其帶來更大利潤,避免競爭市場無度無序,保證各個鏈條都有不同的利潤可賺。最高級別的黃牛是“老大”級別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會背景,他們會控制整個黃牛黨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會關系。

      “老大”級的黃牛最風光的時候只需要在家數錢就可以了。一個“高級”票販子的月收入是一個“低級”黃牛收入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級”黃牛,在旺季時(如春運、暑運、五一、十一黃金周)他們每天收入都在1000元至4000元之間,淡季時每天收入也在300元至1000元之間。每逢生日小黃牛還要送賀禮。據余彩介紹,有個黃牛團伙的老大“小東北”有次慶生光禮金就收了5萬多元。

      黃牛黨有自己“行話”和暗語

      “平常在各車站活動的黃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余彩說。

      問其原因,皆因為一條:女性票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為她們永遠處于或懷孕或哺乳或帶孩子的狀態(tài),以此規(guī)避法律打擊處理。

      “有個女黃牛也是安徽老鄉(xiāng),為了躲避抓捕,她總是在懷孕后的幾個月出來瘋狂倒票,然后再打掉孩子,連她自己都說不清曾經懷過幾次孕。”余彩說。還有的女黃牛一被警方抓進去,立刻聲稱家里有孩子,其丈夫聽到消息后,多半會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讓警察幫著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許多黃牛黨都曾受到過鐵警打擊處理,有的甚至因倒票被處理十幾次。

      “我發(fā)展客戶非常謹慎,沒有事先打招呼的陌生電話一般都不接,主要是怕遇上民警釣魚,我身邊已經有無數老鄉(xiāng)包括我的丈夫和妹妹都曾被鐵警處理過,我怕自己有朝一日也會折進去。”余彩不無擔憂。

    編輯:牛雪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