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專家是傅增湘的長子傅忠謨(傅忠謨的長子傅熹年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故宮博物院陳列的玉器也都是標準件，不是那些個‘金縷玉衣’專家鑒定的，但是傅忠謨先生沒有教出徒弟來，因為沒有文物藝術品市場，沒有課堂�，F(xiàn)在出的那些笑話，原因之一就是那批‘專家’他們沒有跟傅忠謨先生學，名師才能出高徒，市場才能鍛煉本領，這兩條都沒有。”趙榆說。

　　“關于鑒定培訓班，‘文革’前舉辦過一期，‘文革’開始時夭折了。1974年，‘文革’后期，我調(diào)入國家文物局，1975、1976年開始辦文物鑒定學習班，請啟功先生、徐邦達先生、劉九安先生等到學習班講課，從那時開始，鑒定技術和知識由老一代傳下來。”趙榆告訴本刊記者。

　　“1992年后有了拍賣市場，鑒定人員開始在市場上邊學習，邊自己買自己賣，跌爬滾打，練出來一些社會上的鑒定專門家，雖然沒有出現(xiàn)像解放前那種權威，但還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鑒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趙榆說。

　　2009年中國嘉德征集到一件宋人《瑞應圖》手卷，開始定為價值3萬元的“蘇州片”，“經(jīng)過章津才、傅熹年先生鑒定，確定為珍貴的宋代書畫，國家博物館一級藏品，最后以5824萬元成交，搶救了一件國寶。”趙榆說，這些年比較嚴肅的鑒定專家還是有的，“比如齊白石的一只老虎，南方的鑒定家說他是假的，寫文章在報紙上攻擊，北方的許麟廬、章津才、米景揚說它是真的，結(jié)果經(jīng)過一些買家了解，確實是真的，3000多萬元成交。”

　　同樣是業(yè)界專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著名秦漢考古學家劉慶柱則認為，憑著名鑒定專家的經(jīng)驗其實也可能鬧出笑話。“漢代玉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幾個專家簽了字鑒定了，連故宮有的專家都說是真的，卻忽略了基本常識，漢代都是席地而坐的，違背考古學常識。”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鑒定技術整體來說需要科學化，大陸的科學研究體系就是師徒相傳，看什么像什么。雖然器物類有采用科學檢測，比如瓷器的熱釋光、木器的碳-14檢測，以及青銅的金相學檢測和自然銹蝕檢測，等等，但這方面目前的鑒定隊伍我覺得做得不夠。”劉慶柱說，目前高等學校缺乏這方面的系統(tǒng)學科，“還談不上是個學科，只是根據(jù)市場流傳的一些東西進行摸索，相當不成熟。”

　　“從寬”還是“較真”

　　甘學軍親歷了拍賣市場從無到有的歷史，24歲時從國家文物局正處級管理崗位上離開，下海經(jīng)商，參與組建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第一家拍賣公司。他認為，在收藏領域，“鑒定是一個永遠要解決但永遠也解決不了的問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近十年來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蓬勃發(fā)展，藝術品投資的氛圍越來越濃烈，對于藝術品鑒定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大量的行外人加入了這個市場，產(chǎn)生一個新的行當---鑒定業(yè)。”甘學軍說，從收藏家或投資者等不同角度出發(fā)，形成了不同的鑒定方法和理念。

　　權威準確的鑒定涉及各種因素。“瓷器鑒定在技術上層次已經(jīng)很高，玉器有材質(zhì)、工藝等標準，最復雜的是書畫，無法歸類和標準化。”甘學軍說，某一個地區(qū)對某一個東西更熟悉，準確率相對較高是很正常的，“比如齊白石，一個生長在北方的畫家，他的畫風比較適應北方人的情趣，北方人比較喜歡，在北京地區(qū)鑒定水平就會高一些，而且大量齊白石藏品集中在北京地區(qū)。南方如海派，對于南方某些畫家的鑒定水平會高一些。”

　　“但區(qū)域性只是對于近現(xiàn)代書畫的鑒定比較重要，關于歷史文物書畫界定，區(qū)域性就差了，因為歷史時間沉淀太久，就要看鑒定家的修養(yǎng)和學識。”趙榆說，其他的都是分階段分領域的，比如有的對宋元鑒定修養(yǎng)高一點，對于明清又差一點，“一個專家要是自稱通才和大師的，都值得畫問號，一個鑒定專家不可能是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