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光慶
商南富水的“陽城驛”，作為商於古道上一個極具歷史文化符號的古代驛站，歷史悠久，人文薈萃。在六百里商於古道上的近20個驛站里，文人墨客描寫唱和最多、史家記載議論最多的，就是陽城驛。唐朝詩人元稹、白居易、杜牧和北宋詩人王禹偁等，都先后為“陽城驛”改名之爭寫詩著文，爭鳴不息。在陽城驛的歷史文化演義中，圍繞著“陽城驛”的改名之爭，催生出昭示后人的“陽城精神”。
由唐代詩人元稹引起的“陽城驛”改名之爭，彰顯的是風清氣正的道德力量，傳頌的是社會公平與正義，弘揚的是幾千年儒家倫理傳統(tǒng)，為商南富水古鎮(zhèn)樹立了道德旗幟，值得商南人深切紀念和緬懷。
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由東臺(今河南洛陽)御史貶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參軍后，行經(jīng)商於古道之富水陽城驛，見“陽城”一名，想起5年前去世的忠直之士陽城(公元736-805年，字亢宗，定州北平人)，當下感慨落淚，并寫下長詩《陽城驛》，認為“陽城驛”與剛直不阿的陽城重名，出于“為尊者諱”的考慮，提議為陽城驛改名：“我愿避公諱，名為避賢郵。”
陽城原是朝廷諫議大夫，性情謙虛敬肅，為官清廉，簡約樸素，愛護百姓，聲譽頗佳，遠近仰慕。宰相陸贄因為用人、節(jié)財?shù)仁聦壹{諫言，被當時的權(quán)臣裴延齡所陷害，德宗皇帝輕信奸臣之言，罷免了陸贄的相位，重用裴延齡為宰相。攝于德宗皇帝的震怒，滿朝文武大臣無人敢于進言，在此關(guān)鍵時刻，身為諫議大夫的陽城挺身而出，說道：“我擔任諫官，不能讓皇上冤殺無罪大臣。”并言辭激烈地指斥裴延齡的罪狀，慷慨激昂地為陸贄申辯是非，聲稱“如果讓裴延齡為相，我當身著白麻哭于朝廷”。此番行徑大鬧多日仍不停止，致使德宗皇帝勃然大怒，當即決定問斬陽城，幸好此時身為太子的順宗全力營救，極力述說陽城的政績，才得以免除死罪，貶為國子司業(yè)，后再降為道州刺史。陽城累累遭貶而不悔，所到之處，造福于民，百姓尊之為“陽公福神”“福星”，后來成為福祿壽“三神”的首領(lǐng)，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敬仰和崇拜。
陽城大義凜然、剛直不阿、犯顏直諫并屢貶不悔、造福百姓的精神，深深打動了元稹，并成為元稹學習的楷模。睹“驛”思人，元稹感慨萬千，寫下長詩《陽城驛》，并寄給生死之交白居易。白居易當即也寫了一首長詩《和〈陽城驛〉》，作為回應(yīng)，詩中極力支持陽城驛改名：“改名避賢驛，大署于門楣。”并稱贊元稹的詩寫了陽公的行、跡、道、節(jié)，應(yīng)為后人廣泛傳頌。元稹和白居易的詩文唱和，弘揚的是中華傳統(tǒng)道德，深情地表達了對先賢的敬重仰慕、對奸佞的鞭撻憎惡，體現(xiàn)了古代先賢對“陽城精神”的高度認同與敬仰。
唐開成四年(公元839年)，晚唐詩人杜牧由潯陽赴長安路過商南富水時，陽城驛已經(jīng)改為富水驛了。杜牧滿懷豪情地寫下了贊頌陽城的詩篇《商山富水驛》，認為陽城驛不應(yīng)該改名，應(yīng)保留此名以紀念賢者，同時警戒那些宦官，讓他們看到陽城驛名，使其想起陽城忠誠耿直之為人，以起到敬而畏之的效應(yīng)。北宋詩人王禹偁被貶后赴任商州團練副使時，曾到商南富水陽城驛，寫下長詩《不見陽城驛》，其中“一以諱事神，名呼不忍為。一以名警眾，名存教可施。為善雖不同，同歸化之基。”王禹偁圍繞元稹、杜牧兩人的爭論，從改名與不改名的主旨出發(fā)，對這場改名爭論進行了簡單地總結(jié)，但改名爭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遠比王禹偁總結(jié)的要復雜得多。
據(jù)史書記載，陽城是元稹非常崇拜的敢于諫爭的賢士大夫，元稹因彈劾嚴礪、房式等權(quán)臣被貶的途中，見到與敢于彈劾裴元齡等權(quán)貴同名的驛站而垂淚，實為對自己的激勵。詩人白居易在《和〈陽城驛〉》一詩中，點出了這一背景：“商山陽城驛，中有嘆者誰。云是元監(jiān)察，江陵謫去時。忽見此驛名，良久涕欲垂。”同是天涯剛直人，相逢何必曾相見。元稹早年登科，剛直敢諫，鋒芒畢露，其處事風格完全就是以陽城為標桿。唐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元稹授左拾遺，屢屢上疏獻表，旗幟鮮明地支持裴度(時任監(jiān)察御史)對朝中宦官專權(quán)的抨擊。元稹31歲時擔任監(jiān)察御史，受委任去劍南東川按獄，在出使過程中，他了解到許多民間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為，寫下《彈奏劍南東川節(jié)度使(嚴礪)狀》，檢舉嚴礪貪污受賄數(shù)十萬的罪行，7名與嚴礪有牽連的刺史全部受到處罰。嚴礪大案在唐都長安轟動一時，影響極大。元稹接著又糾彈了山南西道枉法貪贓，使該道觀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罰俸的處分。到洛陽“分務(wù)東臺”時，又接連彈奏了數(shù)十件事，鋒芒直指各地當權(quán)者。元稹的膽量與勇氣可與陽城相媲美，陽城以剛直不阿名滿天下，元稹何嘗不享有陽城的官品德譽呢!所以，與元稹有著相同遭遇、患難與共的白居易，積極呼應(yīng)元稹的改名提議，發(fā)出同樣的感慨和呼聲，折射出借陽城驛改名是虛，激勵自己做剛直不阿、清正廉潔之官是實的價值理念。
歷史往往會出現(xiàn)驚人相似的一幕。在唐朝歷史上，元稹、白居易與陽城的為官遭遇幾乎相同。元稹的陽城驛改名之議，除了激勵和鞭策自己之外，更多的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吶喊。陽城敢于面對權(quán)臣大膽彈劾、冒死諫爭，難逃被貶謫、遭打擊的厄運，一貶國子司業(yè)，再貶道州刺史。正直之士被貶低位，奸邪之徒榮登高位，世道如此黑白顛倒，元稹當然要為陽城的遭遇鳴不平。他敬佩陽城的剛直，哀嘆陽城的遭遇，也為自己及剛直敢言者鳴不平。唐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左拾遺元稹因鋒芒畢露、上書直言，再次被貶為河南縣尉。后來，元稹任監(jiān)察御史，奉命出使劍南東川，初登官場，意氣風發(fā)，一心為民，報效國家，遂大膽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許多冤案，得到民眾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贊譽，卻觸犯了朝中官僚階層及藩鎮(zhèn)集團的利益，很快被外遣“分務(wù)東臺”。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因彈奏河南尹房式(開國重臣房玄齡之子)犯罪一案，被召回罰俸，途經(jīng)華州敷水驛，遭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等人謾罵鞭打，后來憲宗皇帝以“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為由，貶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從此開始了他困頓州郡十余年的貶謫生活。在此后的為官生涯中，元稹還有二貶通州、三貶同州、四貶武昌的多次不幸遭遇，最后于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死于武昌軍節(jié)度使任所，這一年他才53歲，可謂英年早逝，實在可惜至極。元稹的遭遇甚是不幸，但包括他在內(nèi)付出巨大代價所形成的“陽城精神”，永遠傳承后世、流芳千古!
“陽城”人名的存與廢、“陽城驛”地名的改與否，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對“陽城精神”的普遍認同歷來毫無爭議，一直傳承至今。“文以載道”，陽城驛的改名之爭，弘揚和彰顯了道德正義，傳承了為官清廉、剛正不阿、一身正氣、疾惡如仇、大義凜然、犯顏直諫的“陽城精神”。“陽城精神”起源于富水、彰顯于商南，為商南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商南黨政干部廉潔從政、積極進取、奮發(fā)有為的精神動力，更是商南繁榮文化事業(yè)、發(fā)展文化產(chǎn)業(yè)的活力源頭。“陽城精神”對社會與政治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反映，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