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功業(yè)道德文章，世所矚目，堪稱晚清第一重臣。坊間關(guān)于他的研究可謂俯拾皆是，但可惜能兼得嚴肅與趣味者甚少。近日讀到的《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中華書局)，算是一部以小見大、有依有據(jù)，又極具趣味的上佳之作。作者張宏杰從曾國藩的日記、書信等材料入手，替他仔細盤算了一番工資收入、人情往來、日常花銷等情況，進而鉤沉出曾國藩鮮為人知的一面，獲得了一個觀察晚清社會的特殊視角。

　　這中間最讓我驚訝，也可能是最鮮為人知的一面是：原來曾國藩很窮！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借貸和哭窮一直是曾國藩居京經(jīng)濟生活的主旋律。因為“胸中無學手無錢”，連仆人都敢鄙視他，卷鋪蓋另尋高枝。雖然中了進士，但大舅依然“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二舅也是貧病交加，直到去世，也沒能沾到外甥一點好處。

　　為何做京官的曾國藩這樣窮？據(jù)張宏杰的分析，這與清代京官的低俸制有很大關(guān)系。在京做官十三年，雖然曾國藩屢經(jīng)升遷，但年俸一般只有一百多兩白銀，高也不過四五百兩。這點銀子，要養(yǎng)全家大大小小十幾口人，還得養(yǎng)車租房、交際應酬，根本不夠花。“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中進士后欽點刑部主事，因為家境貧困，無力支持當京官的花銷，竟一度不想就任！

　　許多京官為了彌補赤字，只能靠家族資助，或者放下身段，厚著臉皮“打秋風”，交結(jié)地方大員收受“碳敬”、“冰敬”，甚至以權(quán)謀私，包攬詞訟，干預公事。但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如此窮困拮據(jù)，曾國藩依然能保持清節(jié)，克制“利欲”，立下了“學作圣人”“不靠做官發(fā)財以遺后人”的誓言。

　　此書考察的是曾國藩做京官時期的經(jīng)濟生活。這是他蓄勢待發(fā)的時期，那么，后來他離開京城，辦團練，辦洋務，位日高，權(quán)愈重，是否守住了當初“不靠做官發(fā)財”的誓言呢？

　　據(jù)張宏杰在另一本著作《曾國藩的正面與側(cè)面》中的研究，即使在身為方面大員以后，曾國藩也并沒有像民間傳說的那樣暴富。在湘軍時期，他作為湘軍最高統(tǒng)帥，帶兵十二年，擁有絕對的財政權(quán)，先后支出軍費三千五百萬兩左右。如果曾國藩稍有貪念，則十多年軍旅生涯，很輕松就能積累百萬資財實。但實際上，他并沒有上下其手，發(fā)財致富。雖然，此后又歷任兩江總督等要職，但終其一生，所積的“養(yǎng)老錢”也不到兩萬兩白銀——這是一個相當小的數(shù)目，可堪對照的是李鴻章的存款：八百萬兩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