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77年9月3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整風會議上作了支持揭露康生的講話；同年12月2日，又在中央黨校黨委會上作了關于以實踐標準檢驗總結十年“文革”的講話。胡耀邦的這兩次講話，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歷史文獻。為了讓讀者準確地了解這兩段歷史，本報特約請了這兩次會議的親歷者沈寶祥教授再現(xiàn)了這兩大歷史場景。分兩次刊出。
康生是個野心家和陰謀家，善于投機鉆營，長期以來，他利用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縱橫捭闔，作惡多端，是有名的迫害狂。在十年“文革”中，他由中央“文革”顧問爬到黨中央副主席的高位。1975年12月，康生因病而死。悼詞的評價很高，說他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zhàn)士”。
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康生仍然是正面人物，碰不得，因而許多重大問題無法揭開揭透�？瞪闪私�、批、查的大障礙。中央黨校更是如此。
康生長期代表黨中央分管中央高級黨校。中央高級黨校實際上成了他的領地。“文革”中，中央黨校成為重災區(qū)，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歐是罪魁。康生和曹軼歐指使中央高級黨校的造反派，迫害了許多人，包括從校長到廣大干部群眾，制造了很多冤假錯案，干了大量壞事。
1977年3月，黨中央決定恢復中央黨校，定名為中共中央黨校，任命胡耀邦為副校長，主持工作。
胡耀邦采取召開黨的骨干分子整風會議的方式，揭批“四人幫”，揭發(fā)中央黨校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參加這個整風會議的成員，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央黨校五七學校領導小組”的成員，包括中央黨校各單位的負責人；二是“文革”前由黨中央任命的校級和處室級的領導干部；三是全校25個黨支部各選一名黨員代表(本人作為文史教研室的黨員代表參加會議)，共70人。粉碎“四人幫”以后，各單位的造反派都靠邊站，成為被審查的對象了，唯獨中央黨校的造反派還站在臺上，仍然擔任領導職務。因為他們是所謂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康生一手扶持起來的。胡耀邦召開的整風會議還得讓他們作為正面人物參加。
在整風會議上，大家在揭露一些問題時，造反派就說，這是康老指示的。他們檢討的口徑是，沒有很好聽康老的招呼。整風會議的與會者越來越意識到，不揭露康生的問題，中央黨校的問題就無法深入，無法搞清楚。
1977年9月3日下午，胡耀邦召開整風會議全體會議。王富長第一個發(fā)言(這時，參加整風會議的人數(shù)已經(jīng)增加到180多人)。他發(fā)言的題目是：《揭露康曹在黨校干的壞事》。他從十個方面進行了揭露。
在這樣的會議上點名揭露康生，大家都意識到其嚴重性。會場的氣氛很嚴肅。大家都等待和注視著胡耀邦的表態(tài)。
王富長發(fā)言以后，胡耀邦講話。他的講話不緊不慢，字斟句酌。我認真地作了記錄，記得很完整。我記錄的全文如下：
剛才王富長同志(中央黨校行政工作人員)提出了一個事關重大的問題，就是他在發(fā)言中間提到了，過去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康生同志和曹軼歐同志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了批評。
一個黨員對現(xiàn)在的領導，對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見是可以提的。這是符合我們黨的組織原則的，是符合我們黨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一貫教導的，也是和這一次華主席親自主持的黨的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發(fā)揚我們黨的民主，健全我們黨的政治生活，恢復和發(fā)揚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相符合的。我要著重說明的是，希望我們整風會議上，對現(xiàn)在的領導，也就是說，對我來了以后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提意見。
我們下一步要總結近半年的工作。對過去的領導有意見也可以說，可以提，如果確實是有缺點錯誤的話。但為什么說，對過去的領導提意見是事關重大呢？因為康生同志是我們黨的副主席，現(xiàn)在去世了。曹大姐又被選為十一大的中央委員，現(xiàn)在又離開了黨校。所以，第一是可以提的，但是，提意見必須遵守下面幾條，第一，必須實事求是，為什么要提意見，主要是為了分清是非，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不實之辭，誣蔑更不允許，是要把顛倒了的是非顛倒過來。第二，只在我們黨的會議上提。沒有參加會議的同志怎么辦？每個黨員如有意見，可找組織談，或者寫材料交給組織。這一條我提議作為這個會議的紀律，不搞小廣播，搞小廣播，性質就變了，是自由主義了。第三條，只在會上講，或寫書面材料，不貼大字報。第四，意見提了后怎么落實，怎么辦？如實向華主席，向幾位副主席反映。請華主席、黨中央去決定。比如，剛才王富長同志講的，會議簡報組可以作為這一輪會議的第一個簡報增刊，不下發(fā)，送華主席。簡報發(fā)出前可以由發(fā)言同志再三審查。我們對會議負責，對同志們的發(fā)言負責。這四條行不行？這是我的意見。鄭宏璋(新任命的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問：除了這個會，支部可不可以談？我的意見是可以籠統(tǒng)地講，對現(xiàn)在的領導和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