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份證核查方面，目前我國法律還存在空白。王太元向記者介紹，核查是指通過證件上的公開信息核實身份的正確性與否，但核查部門并無權(quán)留存身份證上涉及到的信息，復印或扣押證件。而我國法律并未對核查人員以及核查部門進行相應規(guī)定，立法上的空白造成個人信息泄露嚴重。高曉建/畫

　　打工妹林貝欣、“匪首”林貝欣，這兩個原本不相干的身份因一張2007年丟失的身份證而緊密相連。今年7月16日，當林貝欣被廣州警方抓獲時，她并不知道自己因涉嫌盜竊罪，已經(jīng)被義烏警方通緝了兩年。

　　噩夢開始了。11天內(nèi)輾轉(zhuǎn)兩地警方，被訊問、被羈押、被移送，驚恐和無助一度占據(jù)著她的整個心靈。直到被無罪釋放，回到陸豐老家，陰影揮之不去，驚恐和不安在心頭時不時泛起。提起這起“烏龍案”，林貝欣說，“在心里劃出了一道很大的傷口”。

　　A “下一個林貝欣”并不遙遠

　　“誰會是下一個林貝欣?”林貝欣的經(jīng)歷讓丟過身份證的人都變得有點恐慌，生怕哪一天也遭遇被錯抓。

　　這種擔憂并非沒有根據(jù)。同在7月，廣州就發(fā)生了3起。

　　7月21日，從江蘇來廣州度假的夏飛遭到廣州番禺警方拘留，理由是“今年3月在番禺盜竊作案”。家屬懷疑是夏飛曾丟失過身份證導致警方“抓錯人”。經(jīng)過一番“折騰”，8月3日，在拘留所里關(guān)了13天后，夏飛終于辦理了取保候?qū)徥掷m(xù)后回家。但夏飛的犯罪嫌疑仍舊沒有解除，番禺區(qū)公安分局要求，夏飛不得離開廣州，并在今年11月3日、明年2月3日到該分局預審大隊接受調(diào)查。

　　7月27日，在中山打工的王成嬌，也因身份證遭竊的歷史，成了“通緝犯”被警方扣押。經(jīng)立案地安徽固鎮(zhèn)縣警方調(diào)查，排除了她的犯罪嫌疑，關(guān)押6天后，王成嬌被釋放。安徽警方向王成嬌道歉時解釋說，不僅是因為詐騙嫌疑人盜用了王成嬌的身份證，還因為嫌疑人和她長相很像，在受害人指認時也沒能辨識出來。

　　安徽農(nóng)民鄭冠群遠沒“林貝欣們”幸運，4年前，鄭冠群就獲知一名被判無期徒刑的毒販冒用自己的身份資料，其間他多次被公安機關(guān)搜查、帶走。今年4月，鄭冠群被廣州市中級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好在，公安機關(guān)在確認鄭冠群被冒名后，已經(jīng)將其身份證信息從嫌疑人庫中撤下。

　　還有賈潤根、吳建偉、陳小如……網(wǎng)上一搜索，身份證丟失或被盜引發(fā)的“烏龍案”比比皆是，而這還僅僅是見諸報端的案例。

　　林貝欣的律師溫小兵告訴記者，網(wǎng)上通緝給公安機關(guān)破案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容易因為不謹慎、缺乏制約而被濫用，從而對公民權(quán)利造成侵害。“在實踐中，有些公安機關(guān)存在‘抓了再說’的觀念，這是很不嚴謹很不負責的態(tài)度。”

　　有關(guān)媒體報道，據(jù)推算，全國每年丟失身份證的約在100萬人以上。“但是由于目前公安信息系統(tǒng)的權(quán)限設(shè)置，一般民警很難查到公民掛失身份證的記錄，即便查詢，其手續(xù)也較為復雜。”北京一民警傅陽(化名)告訴記者，換句話說，丟失的身份證無法像掛失的銀行卡一樣自動作廢，它很可能成為一顆不定時炸彈存在于某處，不知何時突然引爆。

　　B 身份證買賣成了一門“生意”

　　早在幾年之前，家住北京朝陽的王女士就有這樣的習慣，只有在需要身份證原件的時候，她才會小心地將身份證“請”出專門存放重要證件的保險柜，而平常隨身攜帶的只是一張身份證復印件。

　　在別人看來，她是過分小心了。“再小心也不為過。”丟過身份證的經(jīng)歷，讓她記憶深刻，“哪兒都不能去，幾乎寸步難行”。林貝欣事件之后，她的“小心”更加有道理，可是有時還是會不安，盡管丟了補了，甚至登報聲明了，但還是怕身份證會不由自主“出錯”，導致被追捕，或被各種“烏龍”催款單纏身。

　　“由于身份證包含了諸多個人信息，使得身份證的買賣成了一門生意。”傅陽告訴記者，在火車站、客運站、工廠園區(qū)等人口聚集的地方，隱匿著求購各種證件的人員，身份證是最主要的收購對象。更有甚者，直接貼出廣告喊價收購，價格從30元到80元不等。而在網(wǎng)上，身份證收購則成了公開的秘密，收購者通常在貼吧、博客、論壇發(fā)布收購信息，私底下再通過網(wǎng)絡(luò)交易。

　　有人買，就有人賣;有人賣，就有人利用其違法犯罪。這些來路“正當”的身份證作何用途?網(wǎng)上的收購身份證專業(yè)戶公然宣稱:“可用于申請各種網(wǎng)絡(luò)交易平臺實名認證;注冊游戲;出入境登記;申請各種實名登記服務;銀行開戶，證券開戶，職業(yè)登記，合同登記，工商執(zhí)照辦理等等。”

　　記者在網(wǎng)上搜索“身份證丟失十催款單”，因丟失身份證從天而降的“煩惱”的帖子撲面而來——“身份證丟失一年，收到銀行巨額催款單”、“身份證丟失被人辦卡透支，無端欠下7萬元”、“莫名接到固話催款單，原是失竊身份證惹的禍”……

　　“捂緊你的身份證”，關(guān)于這個話題的報道，媒體樂此不疲，相關(guān)案例連篇累牘。同樣，公安機關(guān)也不斷發(fā)出警示，以提醒公民要提高信息安全保障和防護意識。盡管如此，因身份證丟失而導致的噩運卻還是叫人防不勝防。

　　C 身份證復印件也能惹來“橫禍”

　　像王女士這樣，怕丟身份證，將其藏起，代之以復印件，煩惱就隨之藏起了?

　　身份證復印件也可能招來“橫禍”。

　　在日常生活中，經(jīng)常需要復印身份證:買房、租房、登記住宿、出國旅游、辦理銀行業(yè)務、購買手機卡……在毫不設(shè)防的情況下，將身份證復印件給出的同時，“危險”相伴而來——這些單位或個人，由于缺乏相應的監(jiān)督機制，容易將個人信息泄露。

　　“另一個危險源，是許多人的信息防護意識不強，以為復印件并不具備法律效力。”北京某基層民警小師告訴記者，很多人在復印身份證時，會多復印幾份，方便下次使用，“如果不小心丟失，也容易造成泄露，引來各種‘麻煩’”。

　　以辦理銀行信用卡為例。由于目前申辦銀行信用卡的審核制度不嚴，有的業(yè)務員為了完成指標任務，放松了本該嚴格把關(guān)的資料真實性審核。在申辦時，無須本人到場，也不需要身份證原件，只要有復印件和工作證明即可。而工作證明，憑單位介紹信或工作證，甚至是公司名片就能過關(guān)。不法分子就趁機冒用，用“隨意”辦來的信用卡進行透支消費。

　　另有一種情況是工作人員的“監(jiān)守自盜”。南京就發(fā)生過這樣的案例，南京某信用社營業(yè)部主任胡俊，通過盜用他人身份證復印件的方法，指使手下會計和信貸員違法發(fā)放貸款2000多萬元。2008年，胡俊被判刑后，信用社為了核銷壞賬，不得已將那些被盜用身份的500位無辜市民告上法庭。

　　“個人信息的保存有賴于銀行的制度規(guī)范與工作人員的道德操守。”在銀行工作的洪藝珍(化名)說，目前銀行在保護個人信息方面越來越規(guī)范，一般都會提醒客戶在身份證復印件上加標注用途，如果客戶嫌麻煩不愿加或忘了加，銀行還會在復印件上蓋上諸如“該復印件僅用于銀行業(yè)務，復印無效”的印章。

　　可是，即便如此，身份證還是會“出錯”。

　　近來，一款名叫“身份證復印件生成器”的軟件在網(wǎng)上備受追捧，只要填入了本人的姓名、性別、民族、出生年月日、現(xiàn)住址、身份證號碼等基本信息，并上傳一張證件照。不過3分鐘，一張十分逼真的“身份證復印件”就出爐了。

　　因此，即使公民再小心，制度再規(guī)范，工作人員再有操守，生成器的出現(xiàn)，將所有這些努力打回原形——復印件仍可能招致“橫禍”。

　　其實，2004年1月正式實施的居民身份證法并沒有對身份證復印件作出相應的規(guī)范。這一方面的缺失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受到關(guān)注。全國政協(xié)常委、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遞交了一份提案，質(zhì)疑旅館、銀行及一些行政部門隨意復制身份證的合法性，并提出“如何保證這些復印資料不流失，不被用于非法目的”的現(xiàn)實問題。

　　“身份證復印件的誕生更像是核查人員在核查工作中的偷工減料。”戶籍專家、中國警察協(xié)會學術(shù)委員王太元教授告訴記者，核查部門在需要核實個人信息時，應用機讀設(shè)備或者收據(jù)記錄等登記身份證上的信息，以便核實身份。但有些部門并沒有機讀設(shè)備，也懶于記錄其信息，索性直接將身份證內(nèi)容隨意復印下來，以備在需要時方便核查，“但卻未對復印件進行有效的安全管理”。

　　D 不僅僅需要道歉，不僅僅需要公眾捂緊身份證

　　林貝欣目前仍需要等待。這個等待也許很快，也可能很漫長。

　　自8月16日，收到國家賠償受理通知書，義烏警方的電話一直處于無人接聽狀態(tài)。溫小兵律師一直在聯(lián)系，一直沒有回音。

　　問題的焦點在于賠償金額上，也在于是否作出公開道歉。此前，林貝欣拒絕了警方的2000元賠償，隨后向警方提出5萬元的國家賠償，但警方認為賠償金額太高，隨后便杳無音訊。而道歉一事，則在警方口頭道歉之后，也沒了下文。

　　現(xiàn)在的林貝欣，幾乎不出門，“怕提及身份證，怕別人說三道四”。她始終不明白，身份證沒問題，為何還會出現(xiàn)這樣可怕的誤會。

　　居民身份證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身份證是為了證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權(quán)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然而“烏龍案”的頻發(fā)，似乎與這個初衷漸離漸遠。

　　“主要是身份證承載的信息量太大了。”王太元認為，身份證信息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公開信息，姓名、照片、身份證號碼，這是可以在任何場合任何情況公開的信息;二是隱私信息，只有在公安機關(guān)的內(nèi)部檔案中才可查驗，公安部門有義務為公民嚴格保密。然而，我國目前對此并沒有進行清晰區(qū)分，而是將所有信息集中在身份證一個證件上。在技術(shù)手段未達到一定程度、缺乏公共信息管理法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信息泄露，從而導致“烏龍案”發(fā)生。

　　此外，在身份證核查方面，目前我國法律還存在空白。王太元向記者介紹，核查是指通過證件上的公開信息核實身份的正確性與否，但核查部門并無權(quán)留存身份證上涉及到的信息，復印或扣押證件。而我國法律并未對核查人員以及核查部門進行相應規(guī)定，立法上的空白造成個人信息泄露嚴重。

　　對此，王太元建議，公安機關(guān)以及相關(guān)部門應該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對身份證信息進行規(guī)范化管理，并加強個人信息的分類管理和使用。“只有這樣，公民才可大膽放心地展示使用身份證，畢竟身份證的誕生并不是讓公民在日后因擔心信息泄露而不敢去使用。”

　　“什么時候才能免除丟失身份證帶來的不安和恐懼呢?”王女士說，在一切沒有改變之前，她并不會改變自己的習慣——將身份證藏起，不讓它隨意跑出來“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