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館里，看似平常的物件，訴說的卻是中國核武器研發(fā)歷程中最艱辛、最壯闊的一段時光。朱光亞、王淦昌、于敏都曾在九所工作過，都是核物理學家。清明節(jié)前夕，《面對面》記者和朱光亞、王淦昌、于敏的子女一起來到九所新建的紀念館，重溫“兩彈一星功勛”的感人故事和那段難忘的激情歲月。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朱光亞，朱明遠的父親。1959年，34歲的朱光亞擔任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長、第九研究院副院長，承擔起了中國核武器研制攻關(guān)技術(shù)領(lǐng)導的重擔。

　　很多年后，人們把九所的工作精煉為“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為了這個工作而改名的人中，還有王遵明的父親王淦昌。

　　記者：您父親當時在美國物理界是很有名的。

　　王遵明：已經(jīng)有一定知名度了，因為他有一定知名度，為了保密起見就把他叫王京，不許用王淦昌，十七年都這樣。那時候，劉杰、錢三強接見他，讓他轉(zhuǎn)行，他就說了以身許國。

　　“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我出來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報效我的祖國”。這是王淦昌在德國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說過的話。1934年，他回到祖國，一邊教學，一邊繼續(xù)基本粒子領(lǐng)域的研究，多次取得國際物理學界矚目的成果。1961年，中央希望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參加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55歲的王淦昌給出了“我愿以身許國”的回答。那之后，世界上少了一個赫赫有名的物理學家王淦昌，多了一個投身于核研究的王京。

　　為了核武器的研發(fā)，同樣轉(zhuǎn)變研究方向的，還有于辛的父親于敏。

　　從1960年底開始，于敏放棄自己擅長的原子核理論研究，轉(zhuǎn)向我國第一枚氫彈的研制工作。1965年，他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副主任，與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合作，帶領(lǐng)一群年輕的科學工作者一起集中進行氫彈技術(shù)的攻關(guān)。

　　在中國核武器發(fā)展的歷史上，九所的功績意義非凡，但對于王遵明、朱明遠和于辛來說，九所給了他們一個忙碌的、經(jīng)常出差、很少見面的父親。

　　氫彈是公認的在原理和結(jié)構(gòu)上都十分復雜的系統(tǒng)，在當時的中國完全是一片空白，于敏帶領(lǐng)一支小分隊趕往上海華東計算機研究所，計算設(shè)計模型，經(jīng)過“百日會戰(zhàn)”，發(fā)現(xiàn)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guān)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為中國的氫彈研究立下了首功。這個過程中的壓力和煎熬，外人難以想象，懵懂的少年更是無從了解。

　　于辛：在我小的時候我覺得我父親很少帶我出去玩，但是我非常喜歡聽我父親給我講故事。偶爾我們會去頤和園，我記得最深的是頤和園長廊，我現(xiàn)在也經(jīng)常去那兒走路看長廊上的畫，隔一個或兩個就是一個古典故事。比如，小的時候我父親帶著我一個故事一個故事給我講，他的文學基礎(chǔ)非常好，當時我非常想聽，也很纏著我父親，但是機會很少。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一聲巨響，一朵黃褐色的蘑菇云騰空而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那一天，10歲的朱明遠從《人民日報》號外得知了這一消息。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5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舉國歡慶的時候，已經(jīng)大學畢業(yè)參加工作的王遵明隱約感到這件事和父親有關(guān)。

　　1967年6月17日，好消息再次傳來，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爆炸成功，也為九所的孩子們提供了線索，不知不覺間，他們已經(jīng)有了破解父親工作之謎的能力。

　　朱明遠：1967年氫彈都爆了，但是院里的小孩誰都不知道爸爸媽媽是干什么的，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突然有一次一個小男孩就提出一個問題，說我們爸爸媽媽是干什么，干什么工作的。我們都傻眼了，不知道，他可能已經(jīng)有點意識了。所以，他就說咱們對一下，就是每次原子彈爆炸、氫彈爆炸，他們是不是都不在北京？這一對對出來了，試驗完了，結(jié)束以后，陸陸續(xù)續(xù)都回來了，爆炸那時候人不在北京，我們就這么把這事給解出來了，對了，他們都是搞核武器的。

　　短短幾年之內(nèi)，科研人員又完成了機載核航彈爆炸試驗、導彈運載核彈頭爆炸試驗，以及地下核試驗。百廢待興的中國，實現(xiàn)了核武器從無到有的突破，而中國核事業(yè)的開拓者所經(jīng)歷的困難和艱辛，只有他們自己能夠體會。

　　科學家沒有退休

　　1978年，王淦昌從核試驗基地調(diào)回北京，擔任當時的核工業(yè)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這時，王淦昌已經(jīng)年過七旬，但他絲毫沒有停歇。

　　記者：七十多歲回來，按理說從年紀上也可以退休了。

　　王遵明：科學家沒有退休，他腦子不會休息的，他老是在那想問題。我發(fā)現(xiàn)我父親有時候我就觀察他，他每天要睡覺，中午睡覺，他躺在那。有時候我就看他，并沒有在那睡著，他就躺在那想思考問題，有時候他忽然說，誰誰誰你給他打個電話，讓他馬上來，我有個想法，他就是這樣。沒準就是一個新的概念出來，他就是這樣，到他去世，從來沒有退休過，他永遠在那干。

　　調(diào)回北京之后，王淦昌積極推進我國核能的和平利用，他與其他專家聯(lián)名上書，提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加速我國核電建設(shè)的建議。1982年，中央批準在浙江海鹽建設(shè)秦山核電站，十年之后，秦山核電站發(fā)電并網(wǎng)成功，宣告中國大陸無核電歷史的結(jié)束。

　　1994年，70歲的朱光亞參與組建中國工程院，當年6月舉行的中國工程院成立暨首屆院士大會上，朱光亞以全票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wù)院、中央軍委作出決定，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wù)隆�，這是科技界的至高榮譽。直到這時，“朱光亞”這個為國家科研事業(yè)奉獻了一生的名字才真正被國人熟知。在表彰大會上，于敏作為獲得者代表發(fā)言，因為9個月前辭世，王淦昌沒能參加。

　　記者：一個人這一輩子雖然很短暫，活過了有痕跡，留在這個世界上，如果這么看您這父親這一輩子，這91年下來，他給這個世界留下的痕跡是什么？

　　王遵明：我覺得他留下的痕跡就是他的科學成果，還有他愛國主義的精神，還是值得讓大家學習的，他這輩子真是把自己所有的都給了國家，給了事業(yè)。

　　因為將全部的精力奉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yè)，幾乎沒有時間照顧子女和家庭，這也成為于敏心中的一個遺憾，尤其是2012年，與自己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妻子孫玉芹不幸病逝，給他留下了永遠的愧疚。

　　2019年1月16日，于敏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3歲。常有人把于敏稱為“氫彈之父”，但他自己一直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核武器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yè)”。

　　事業(yè)背后有無數(shù)無名英雄

　　記者：會想到自己已經(jīng)去世的父親嗎？

　　于辛：經(jīng)常想起，我覺得我的父親一生非常不容易，他多次采訪說過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國的強盛中，便足以自慰了。所以他這一生有他的輝煌，也有他的遺憾。

　　于敏去世8個月后，這位為氫彈突破作出卓越貢獻的老人被授予“共和國勛章”。之后在國慶70周年慶典現(xiàn)場，于辛手舉著父親的遺像，乘坐代表車接受人民的致敬。

　　于辛：在他自己眼里，他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多次跟我們說過他是核事業(yè)的代表，他的背后有很多叔叔阿姨們，他們都是無名英雄，真的是無名英雄。

　　直至2005年81歲時，朱光亞正式退休，5年后，這位照亮了中國半世紀的科學家在病床上與世長辭。按照遺囑，朱光亞的一部分骨灰埋葬在了他牽掛一生的馬蘭核試驗基地。之后，朱明遠每年都會去那里繼續(xù)他的科研實驗，并看望他的父親。

　　記者：您想跟他說點什么呢？

　　朱明遠：我想說的是我沒有讓他失望，我們不偉大，但我們很執(zhí)著，這是他所希望的，他說做事要執(zhí)著，不管你事做得大還是小，要執(zhí)著。

　　記者：您父親身上有很多時代的印記，他從那個時代走過來這是不可復制的，但是他身上有什么東西(是)跨時代的，也是應(yīng)該傳下去的？

　　王遵明：比如說搞科研，搞科研你就要全心全意投入進去。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我覺得好像對個人的生活考慮得多了一點，就是你真正要給國家做貢獻的話，你就得全心全意地投入進去。

　　記者：您覺得有沒有達到當時父親給您的要求？

　　于辛：熱愛自己的家庭，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祖國，我做到了，我達不到他這么高的標準，但是這個標準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記者丨董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