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個萬眾矚目的死刑案件，對于刑法學者而言實是一個最佳的研究樣本，學者回應社會的責任也不容回避，因此我曾在公開場合委婉地、概括地表達過自己的觀點。[2]作為一個法律人，我無保留地支持云南高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但是在法律適用上，我并不贊同云南高院對于李昌奎案件的改判。本文無意去抽象地探討司法獨立與民意審判之間的關系，也不想簡單地說“死刑政策適用于這樣一個備受關注的案件是否合適”，[3]而是希望把圍繞李昌奎案的各種抽象的“大詞”和非理性的爭議，盡可能地還原成刑事實體法和刑法教義學上的問題，從而在專業(yè)范圍內客觀、理性地加以探討。

　　在我看來，李昌奎一案中可以從宏觀層面落地為兩個具體問題。一是云南高院主張的“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殺人案件慎用死刑”的問題。二是民意輿論所聚焦的“殺人手段特別殘忍”的問題。本文認為，這兩個問題不能被簡化甚至妖魔化為“枉法裁判”和“公眾狂歡”，也不能滿足于停留在刑事政策或司法理念的層面泛泛而論，而是應該放置在刑法教義學的框架內加以分析，從而呈現(xiàn)其法理內涵。因此，本文目的不在于評判李昌奎案判決的對錯，而是希望從該案中提煉出的理論命題，未來可供在更多的具體個案中參考。

　　一、“鄰里糾紛”不是空間性和物理性的地域概念，而是以熟人社會為情理基礎、以特殊預防為刑罰目的、以直接關聯(lián)性為教義學特征的法律概念

　　按照云南高院相關負責人的說法，改判死緩，顯然不是僅僅在宏觀上抽象地堅持“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而是依據(jù)對于“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殺人案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這樣一個具體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而做出的從輕選擇。[4]這個涉及到“鄰里糾紛”的死刑政策，來自于1999年《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都o要》明確指出，“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當與發(fā)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qū)別。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該規(guī)定以下簡稱“鄰里糾紛”）按照法院判決書的認定，李昌奎與被害人王家飛屬于鄰里糾紛而且之前存在感情糾紛，又有自首情節(jié)，于是二審根據(jù)《紀要》的規(guī)定精神對李昌奎判處死緩。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紀要》中所規(guī)定的“鄰里糾紛”？云南高院在李昌奎案件中適用該規(guī)定是否合適？

　　1.“熟人社會”背景下的“鄰里糾紛”：一般預防作用有限

　　首先應肯定的是，這一規(guī)定并非如某些媒體所報道的那樣，與公眾輿論的情理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相反，這恰恰是一項基于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具有充分情理基礎和法理內涵的政策。必須注意到這項刑事司法政策出臺的背景和目的，是為了“維護農村穩(wěn)定”，因此，理解“鄰里糾紛”的出發(fā)點就是，這種糾紛主要是在農村中發(fā)生的鄰里糾紛。《紀要》對此作了明確說明，“農民間因生產生活、鄰里糾紛、婚姻家庭等內部矛盾激化為刑事犯罪的情況比較突出，農村中農民犯罪問題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治安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治安形勢的走向。”因此，《紀要》出臺的大背景是中國社會現(xiàn)階段存在而且將長期存在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那么，農村發(fā)生的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殺人到底有何不同于其他殺人案件的特點？為什么對于發(fā)生在農村的由鄰里糾紛激化引發(fā)的殺人犯罪，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有利于“維護農村穩(wěn)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