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先涉及到對“農村”的理解，不僅是一個地域性和空間性的概念，其中還包含著政治、經濟、治理傳統(tǒng)和文化觀念等多方面的要素。費孝通先生在《鄉(xiāng)土中國》中運用理想類型的方法將農村界定為“熟人社會”，由此與作為“陌生人社會”的城市相區(qū)分。[5]在“熟人社會”中，人們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熟悉關系。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以及其他種種原因，這種社會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的具體生活世界都很小。在這樣的生活世界中，人們的關系，總是非常密切的，且是多維度的。[6]例如，李昌奎案件中，李昌奎的母親陳禮村與被害人王家飛的母親陳禮金就是堂姊妹，兩家是親戚關系。[7]人們每天面對的都是左鄰右舍、鄉(xiāng)里鄉(xiāng)親，“每個孩子都是在別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8]這種環(huán)境中的人，不可能對這個熟人網絡滋生出整體性的仇恨，這種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的殺人事件，一定是在特定的個體或家庭之間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發(fā)生，而不可能威脅到這個社區(qū)網絡里的其他特定的熟人。因此，在農村可能會發(fā)生大量的殺人事件，但是極少會發(fā)生能被定性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殺人事件。人們會被發(fā)生在熟人之間的殺人行為震驚，也會感到難以理解，[9]但是由于無論是行為人還是被害人，以及引起殺人事件的緣由，在這個熟人社區(qū)中，都是特定和反常的，因而不會對整個社區(qū)治安的狀況產生多大動搖，也不會給其他人帶來恐慌和不安的心理。在這種情形下，人們主要關心的，僅僅是法律怎 么懲罰這個人（特殊預防或報應），但并不太關心這種懲罰是否會對社區(qū)里的其他人產生規(guī)訓效果（積極的一般預防）或威懾效應（消極的一般預防）。

　　只有從刑罰目的的角度澄清這一點，才能理解《紀要》將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熟人社會）引發(fā)的殺人案件與其他發(fā)生在社會上（陌生人社會）的殺人案件相區(qū)分的意義。一方面，只有跳出地域和物理空間的狹隘角度去理解“鄰里”，才能將那些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屬于“鄰里”但是糾紛雙方實際上屬于陌生人關系的糾紛，排除出“鄰里糾紛”的范圍。例如，在很多大城市的小區(qū)中，人們雖然比鄰而居，但卻互不認識，從不往來。這種情況下雙方偶遇后發(fā)生口角，一方將另一方殺害，就不適用“鄰里糾紛”。另一方面，只有從“熟人社會”的角度來把握《紀要》的精神，才能進一步理解為何近年來法院對于“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的適用范圍，開始逐漸從農村擴展到城市，從婚姻、家庭、鄰里進一步擴展到戀人、同事和朋友之間。[10]因為在本質上，這一類關系都是屬于特定范圍內的“熟人”關系，發(fā)生在這種小范圍的熟人社會中的殺人案件，與那些發(fā)生在陌生人社會中的針對不特定的陌生人實施的殺人行為相比，后者顯然會給一般的社會公眾帶來遠為劇烈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感，嚴重威脅和損害社會治安與穩(wěn)定，因此，對其在死刑政策上從重處罰，顯然是由于后者比前者更有一般預防的必要性和意義。

　　總之，懲罰在熟人社會中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而殺人者的刑罰目的，主要是特殊預防而非一般預防。而所謂農村的“社會穩(wěn)定”，主要是看刑罰的一般預防效果；個別犯罪人的生或死，只要對于一般預防沒有太大影響，對于社會穩(wěn)定沒有太大的威脅，那么，就只剩下從特殊預防的角度來衡量對其行為的懲罰必要性和程度了。

　　2．以特殊預防為目的的“鄰里糾紛”及其與報應理念的沖突

　　當主要從特殊預防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時，死刑立即執(zhí)行無疑是最差、最不得已甚至是最該廢除的選項。因為按照特殊預防理論，刑罰的任務僅僅在于阻止行為人將來的犯罪行為，而不是對于他之前的行為施以報應。早在19世紀末期，李斯特就在他的“馬堡方案”中勾勒出了特殊預防的三種形式：對無法控制和矯正的慣犯進行無害化處理，對單純的偶犯加以威懾，對可以矯正者實施矯正。[11]因此，除非犯罪人是一個嗜殺成性、心理變態(tài)且不可改造的殺人惡魔，沒有半點教育和矯正的可能，未來只要出獄就仍然還會繼續(xù)殺人，否則，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在特殊預防的視角中就是一個最差的選擇。一些調研報告也指出，由于恩仇文化的存在，以及世代同居在一處，鄰里糾紛誘發(fā)的犯罪，很容易形成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huán)局面。[12]而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往往容易進一步催生這種冤冤相報的困局。由此，人們就可以理解《紀要》所規(guī)定的，發(fā)生在農村這種熟人社會中的由于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殺人案件，對于被害人有過錯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一方面，發(fā)生在熟人社會且事出有因，說明嚴懲行為人對于一般預防（維護穩(wěn)定）的意義不大；另一方面，被害人過錯或行為人自首，說明行為人并非不可改造不可矯正者，這就屬于特殊預防可以完成的任務。由此可見，《紀要》的政策精神所傳達出的在刑罰目的上的追求，主要是基于預防目的，全面考慮了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因素。這就是《紀要》關于“鄰里糾紛”的規(guī)定中所蘊含的主要的法理背景。